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抗日战争时期,在国民党军事训练团体中有一个异军突起的组织,曾经显赫一时,这就是“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”(简称战干团。共设4个团)。1940年上半年,战干一团在全团数千名学生中,以清查“异党”为名,先后在四川省綦江县(今重庆市綦江区)的枣子园、桥河、湾滩子和江津县(今重庆市江津区)的广兴、五福、贾嗣等驻地,大搞酷刑逼供,致残、活埋、杀害学生数百名,制造了惨绝人寰的“綦江惨案”。

武昌建团

全面抗战爆发后,由于中日军事力量悬殊,不到半年时间,北平、天津、上海、南京、杭州等中心城市及华北、华东广大地区相继沦陷。国民政府名义上迁都重庆,实际上政治及军事指挥重心设在武汉,武汉成为全国抗日运动的中心。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日力量推动下,1938年1月,国民政府决定改组军事委员会,仿效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北伐军经验设立政治部,陈诚任部长,周恩来、黄琪翔任副部长,下设一厅(掌管军队政治训练及军中党务)、二厅(掌管民众运动)、三厅(掌管宣传工作)、总务厅、秘书处等部门。政治部成立后,各部队也要相应建立政工机构,需要大量干部。而当时,武汉聚集了一大批全国各地的流亡学生和爱国青年,也纷纷要求投身抗战行列。为此,一些国民党将领联名上书蒋介石,建议设立训练团,培养战时所需各类工作干部,这个建议得到蒋介石赞赏。不久,为了动员各方面的力量,汇聚抗战有生力量,同时也为了和延安争夺青年学生,于是,1938年春,“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第一团”(简称战干一团)在武昌正式成立。随后,在河南、江西、陕西各省先后成立了战干二团、三团、四团,均由蒋介石兼任团长,陈诚、李宗仁、顾祝同、蒋鼎文(后由胡宗南接任)分别兼任副团长,各团由教育长实际负责。

战干一团的教育长是桂永清。桂永清,江西贵溪人,黄埔一期学生,北伐战争中因立战功升任旅长,后留学德国学习军事,回国后担任特务组织“复兴社”训练处处长,成为蒋介石的“十三太保”之一。1933年秋,国民党“中央军校教导总队”成立,桂永清任总队长。桂永清采用德军的训练方法训练学生,要求下级对上级绝对服从,更不允许下级顶撞上级。他还亲自到操练场施训,做示范动作。另外,他还要求所有官兵做到“五不”:即不抽烟、不赌博、不宿娼、不饮茶(喝白开水)、不用热水洗脸、洗澡。并宣布:凡违犯“五不”的,“学问再好,本事再大,我也不用”。桂永清的这些做法,得到了蒋介石的夸赞,称“永清真乃黄埔之楷模!”因此,当成立战干团时,蒋介石和陈诚任命桂永清为训练团教育长。

该团主要机构有政治、训练、军需、军医、总务等部门,主要干部基本上来自桂永清任教导总队总队长时的一套班子,绝大多数是军校出身,如杨厚彩、彭克定、萧劲等均是黄埔军校毕业,之后又曾去德国留学。他们以国民党陆军的“典范令”为训练规范,强调所谓“开明专政,绝对服从”。

战干一团建团后,每办一期训练,即按照当时受训人数多少编为1至2个总队,每个总队辖3至4个大队,每个大队辖4个中队。战干一团学生,大多数是招考而来的知识青年和回国参加抗战的华侨青年。招录时体格检查比较严格,笔试只考国文和常识两门,凡具有初中毕业文化水平即可录取。学生的训练内容和要求,基本上承袭了军校的模式。军事训练主要为基本军事操练、野外演习、实弹射击和兵器、地形、筑城、谍报、游击战术等军事课程。政工训练主要课程有总理(孙中山)遗教、三民主义、政治学概论、经济学概论、国际形势、军事地理等。还有不定期的“精神讲话”,由军政要人或各界名流进行专题演讲,蒋介石、陈诚都曾上台演讲。陈诚在一次讲话中,为笼络学生,还称:“北伐靠黄埔,抗战靠战干团”。当时国共两党要人云集武汉,周恩来、叶剑英也曾到训练团进行讲课。据战干团学生李慕超回忆,周恩来给学生们讲平型关大捷,叶剑英则讲游击战术的“十六字要诀”。

辗转入川

1938年10月,武汉沦陷。当武汉会战开始,战干一团就拟定了向后方转移的计划,并于1938年9月向湖南迁移。经过漫长的艰辛跋涉,最终于1939年6月抵达綦江县,历时10个月,辗转约30多个县市。

战干一团所属各部入川后,团本部即以綦江为基地,初驻县城文庙,后迁县城西郊湾滩子。教育长桂永清驻县城南郊枣子园,政治部驻县城沱湾上升街,第4总队驻綦江石角镇,第5总队驻江津广兴场,团部直属特务连驻湾滩子,通讯连驻沱湾禹王庙。